10位经济大咖把脉中国经济新方位 股市楼市汇市风往哪边吹

时间:2017年11月15日 07:06:26 中财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也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形势判断和战略部署,如何准确理解十九大报告中透露出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信号?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蓝海在哪里,随之而来的投资机会有哪些?未来股市、楼市、汇市走向何方?这些经济大环境的变迁都将影响着每位老百姓的个人际遇,成为了我们的关切。

  近日,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秋季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产学研各界的十余名专家就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改革方向发表真知灼见。证券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伟出席会议并在致辞时表示,刚刚闭幕的十九大,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重要形势判断和重大战略部署,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要开启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下一步要在补短板这一“加法”方面着重发力,支持传统产业改造,鼓励新动能成长。为此,要继续简政放权、深化国企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改革等,进而激发市场活力,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据记者在此梳理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要点,为读者呈现最翔实准确的中国经济走向全扫描:
  马晓河:中国经济徘徊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导马晓河表示,今后几年,中国要实现中国梦第一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经济健康成长有四个问题要考虑:
  第一个,在稳定投资增长中怎么能让民间投资涨上来。

  第二个,在扩大有效需求中怎么能让居民消费涨上来。

  第三个,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怎么能让新兴产业涨上来。

  最后一个,是在稳中向好中怎么能让金融风险降下来。

  他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完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从2003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从9.1%到14.9%再到6.2%。第二个周期是从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从6.2%上到12.2%,然后从12.2%通过29个季度,稳定在6.7-6.9%。这种运行完成了很典型的两个基钦周期,构成了一个“朱格拉”中周期。所以,稳是从2012年以后才开始的。

  目前,按照季度考察,有季度统计以来“稳”的时间最长的一段就是这段时间,可以考察以前的数据,前十几年的数字没有这么稳的,2012年到现在连续5年时间实现了稳。

  不过,马晓河同时表示,经济运行在完成了一个增长周期后,经济增长正在酝酿一个新周期,但是当前由于各种因素,中国经济仍然徘徊在新周期的起点上。历来的原有周期完成以后下个新周期就马上到来,为什么这次时间这么长还没来?因为我们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过去我们从低收入阶段向中上收入阶段过渡就一种动力,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生产,现在靠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寻找新动力。

  “明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十九大带来了利好消息,政府换届也有红利,我国市场空间仍有较大空间,新动能成长还在进行时,改革红利还将继续释放。但是这种有利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供求格局,供求两侧结构性矛盾仍然会继续存在,主要矛盾在供给侧方面。”马晓河称。

  所谓供给侧方面的矛盾,在马晓河看来,具体表现在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目前的状况是新难以代旧,民难以补国,小难以扶大,虚难以替实。新经济成长快,但基数小,补不了旧经济。民营经济难以补充国有经济,小微企业难以扶持大企业,虚拟经济难以替补实体经济。

  因此,他认为,下一步宏观政策的要点是宏观调控目标,在需求方面,对投资要控规模,调结构,提效率,对消费要挖潜力,扩规模,促升级;对供给方面主要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动力,重点是逐步从做减法转向做加法,支持传统产业改造,鼓励新动能成长。为此,财政政策要适当积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向民生倾斜,向新动能成长倾斜;货币政策要求稳,既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具体政策应继续简政放权、降税减费、国企改革、支持创新。三去一降一补会继续,新动能会继续支持培育。

  潘建成:工业品价格上涨是把双刃剑,谨防去产能决心动摇
  自2016年四季度经济增速由三季度的6.7%温和回升至6.8%以来,中国经济终止了多年来的持续下行态势。今年前三季度增速为6.9%,结果好于预期。

  受经济回暖的鼓舞,社会的经济信心均明显上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新调查显示,其年度企业景气指数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点,尤其是企业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处于“正常”状态(也就是既不冷也不热的状态)的比重为有该项调查以来十几年里的历史最高点。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社会经济信心的回升,与改革不断深化促进宏观环境的改善有关。比如关于企业融资状况,认为目前资金“紧张”的企业家占36.9%,为近五年来最低。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本轮经济景气的回升与工业品价格的较快上涨有关。

  “事实上,对企业来说,价格对利润的影响关联巨大。今年前三季度工业品价格同比上涨6.9%,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达到22.8%的高增长,而且这是在去年全年增长8.5%的基础上实现的高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企业景气指数回升幅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回升幅度的原因。” 潘建成说。

  不过,他认为,工业品价格变动对于企业景气的影响,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企业景气上升的同时,会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是作为上游产业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会对下游产业形成成本上升的压力。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在问及“企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时,今年40.4%选择了“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比去年高出近25个百分点。而且,上游产业价格上涨对下游产业的成本传导具有滞后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下游产业未来一个时期成本压力仍将不断加大。

  二是动摇去产能的决心。本轮工业品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对过去连续长达54个月同比下跌的一次恢复,另一方面也与去产能、取缔地条钢、环保督查等举措有关,并不意味着需求的上升。

  “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较快,一些地方、一些行业的去产能决心产生了动摇,一些僵尸企业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甚至有扩产能的冲动,这极可能导致粗放模式回归。”潘建成说。

  他认为,十九大将未来三年三大攻坚任务的第一项列为化解重大风险,而坚定不移化解风险,意味着对房地产市场膨胀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快增长的有效控制,意味着相关联的产业需求趋于减弱。也就是说,对相关产业尤其是目前价格上涨较快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供求格局出现误判,可能会造成未来产业的巨幅波动。

  三是短期价格过快上涨可能会增加投机性库存囤积需求,加剧未来价格波动可能性。工业品价格,尤其是一些上游资源型产品价格,具有一定的投资、投机属性,据有关专家估计,近期部分有色金属产品的社会库存已创历史最高水平,不排除受这些投机因素影响。

  潘建成认为,从未来趋势看,2017年三季度工业企业订货景气指数处于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表明短期市场需求依然较大,对工业品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应紧紧抓住这一时间窗口,进一步明确十九大提出的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方向,加大企业创新力度,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增长目标。

  特别是对地方政府来说,他认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决摈弃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

  “目前仍然有很多地区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大搞工业园区开发,甚至每个县都要搞工业园区,如果措施不对,极易造成粗放模式的回归,应该围绕主体功能区定位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园区开发。”潘建成说。

  李迅雷: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料稳中趋缓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迅雷认为,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崭新的提法就是要解决当前及今后的核心问题,“不平衡”是居民收入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充分”是供给和需求之间匹配不充分,这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

  同时,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就要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变为经济的高质量,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此,2018年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非常明显,特别是国企改革、金融去杠杆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给明年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多重机遇。

  不过,李迅雷也强调,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不容低估。从“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增速或将进一步回落,原因在于:
  第一,基建投资持续五年维持15%以上的高增长,体量越来越大,恐难以持续;
  第二、尽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然维持高位,但随着销量增速的回落,2018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将不可避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减小;
  第三、制造业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的关联度较大,这些年来,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现象非常突出,故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将维持中低水平。

  从消费来看,它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有较大相关性。随着中国步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收入增速放缓也是大势所趋,所以,消费增速趋缓也不可避免,估计2018年将维持于9-10%。此外,由于2016年以来居民收入结构出现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偏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偏低的问题,会影响消费结构,需要引起重视。

  从出口来看,2018年的出口增速或会低于2017年,一是基数原因,2017年出口增速较高;二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海外直接投资(FDI)增速下降,影响到加工贸易的增量。

  综上所述,李迅雷预计, 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稳中趋缓”,GDP增速估计为6.5%左右。他表示,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新兴产业的崛起也势不可挡,但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尤其是新兴产业增速虽高,但在经济中的占比较小,需要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处理好经济转型、经济减速与就业压力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高培勇:未来三年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程或会加快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根据十九大报告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的部署安排,预计下一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会加快,且财税改革是有时间点的,现代财政制度应该在2020年能够建立雏形。而税收制度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可以预期,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程在未来三年可能会加快。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高培勇表示,如果把它与四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做比较,发生了以下三个层面变化:
  第一是加了一个前缀,也即在起始的位置增加了“加快”;
  第二是排序变了。十九大报告中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从之前的第三位直接提到了第一位,而预算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则顺推排在了第二和第三;
  第三是每项改革都点明了重点推进的内容。比如说,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提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这是在四年前没有的提法。预算制度去掉了“公开”两个字,加上了“标准科学、约束有力……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到税收制度改革,报告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高培勇认为,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是对前四年以来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做了比较系统的评估,评估之后,知道它的难点、重点应该在哪里。比如税收制度改革,其意图不是总量改革,而是结构优化。结构优化的目标是走向公平、走向正义,这肯定要求直接税比重要上升,具体来说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房地产税开征的问题。

  因此,高培勇表示,往前看,财税改革是有时间点的,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现代财政制度应该到2020年能够建立雏形。瞄准2020年,在今后三年时间之内,从总体上可作出以下判断:
  一是财税体制改革进程肯定要加快。十九大之后不可能延续前四年的改革历程,很多事情已经到了时间节点,财税改革作为重点工程和基础工程肯定要走在前面,要加快。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理念思想战略肯定会有大的调整。如果固守以往的理念思想战略做这个事情,肯定是走不动,也走不通,即使勉强走了也会打折扣,所以肯定会变化。

  针对改革的具体举措,高培勇认为主要有三个重点方面:
  第一,央地财政关系会重点推进,而且方向很明确,就是“权责明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围绕这三个方面会把央地财政关系摆到相对以往更加优先的位置;
  第二,预算改革当前更加强调“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问题。起码应该建立四个预算管理标准、四本预算监督和约束标准,关键是“全面绩效管理”。

  第三,税收制度改革,既然重点放在健全地方税体系上,仔细分析一下,能够进入到地方体系的税种,显然第一是房地产税,第二就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由此可以预期,这两个方面的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加快。

  陈道富:提高金融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和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是要顺畅实体-金融循环,关键是要提高金融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和效率。资源配置是影响金融服务实体效率的主要方面,金融在特定资源配置要求下的实施效率则是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重要方面,因此,金融也需要供给侧改革来提高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陈道富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期,我国金融发展迅速,深刻转型,但也出现了变异和乱象。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合意角度,当前金融体系存在信用高速扩张、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以及金融系统出现短期化、泡沫化和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导致的金融脱实向虚,在他看来,有金融发展的成果,有经济、金融转型的反映,也有我国制度选择的必然,是金融运行中实际遵循的标准和适应这种标准优胜劣汰的结果。如果仅仅是用行政手段使金融“脱虚向实”,不但缺乏现实基础,当前的实体经济接纳不了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源,资产荒和资产泡沫就已显示出某种无奈,而且可能再次扭曲,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

  因此,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关键是要改变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机制,营造适宜的生态,让金融和实体经济各归其位,寻找新动能重新平衡两者力量。具体来说,就是在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政府管理和干预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方面着手解决。

  在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方面,陈道富认为,当金融机构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那么这种行为已不是投资者自负盈亏的直接融资行为,而是带有间接融资特性的市场行为。为此,政府只要保证参与者限于有专业辨别能力的投资者(合格投资者),并要求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的机构有必要的资本、专业人员和制度就可以了。

  如果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的机构并非完全的市场机构,如政府或银行等带有国家安全网的金融机构,那么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就变成了准财政问题,涉及政府行为的管理。这种情况下,要么打破刚性兑付,改变市场对隐性担保的预期,回归正常的市场关系;要么承认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但加强对政府财力和行为的管理,使得担保得到合理规范且有财力保证。总之,需加强政府隐性担保管理,防止国家安全网被滥用,产生道德风险。

  针对政府管理和干预问题,为减少实体经济信号扭曲引致资源错配,有必要认真审视政府对经济信号的调整,减少非必要干预,如降低汇率制度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的制约;区分财政和金融功能,政策性金融业务,应有严格的制度安排,尽量减少财政性要求对金融行为带来的扭曲。

  此外,金融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完善宏观调控框架、目标和手段。当前可考虑进一步加强并完善MPA等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修改M2等传统货币指标,将货币市场基金尤其是具有支付功能的余额宝、财付通等纳入M2统计并缴纳流动性准备;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替换高额的公开市场操作余额(各种借贷便利)等。

  二是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监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如非标资产的登记、确权,建立有效和完备的征信和支付系统等,发展与市场相容的统一的监管理念和有差异的监管技术等。

  三是强化反洗钱等制度,为金融“无因”交易创造条件,集中清算和托管、破产隔离和“无因交易”原则等金融制度安排,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除非必要,需为金融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价格发现、风险分担的环境。

  四是推动经济转型,提高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当前改革和宏观政策成为影响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过度强调保密和解决当前问题,不利于预期管理和时间上的公平,不利于增量知识的有效扩散,不利于宏观意图的实现,也降低了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平衡好决策的保密性和改革方向、主要措施的市场沟通,是降低改革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范剑平: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范剑平对此认为,高质量增长作为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首先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排除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扰,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范剑平则认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往往结束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如果不切实际地继续盲目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运用货币放水、信贷增速加快的金融加杠杆的办法,虽然可能短期有效推高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出现一批僵尸企业,资产价格虚高,房地产出现泡沫。这种经济发展路径下,货币政策调控有再高的技艺也无济于事,最终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金融风险隐患,甚至守不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范剑平说。

  因此,范剑平呼吁,用高质量增长作为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首先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排除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扰,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在处理僵尸企业过程中必然会有方方面面的压力,货币政策必须要顶住压力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此外,范剑平表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约在2027年超过14%,从而进入地地道道的老龄社会,在2027年前中国仍然具备中速增长的潜力,如果这个中速增长的质量较高,化解过去积累的不良资产的能力较强,更好的利用股权融资来降低杠杆率,引导资金真正投资到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我国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金融支持得到保证,中国在新时代的经济将以优质的中速增长继续引领全球。

  邵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将为资本市场提供丰富机会
  嘉实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投资官邵健认为,从党的十九大报告看,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望成为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工作的核心内容。资本市场向来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未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补短板可望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资本市场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扶贫脱困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正在逐渐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补短板带来的产业机遇也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总量和结构性机会。

  邵健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三去一降一补”,从具体内容来看,“三去一降”是为经济做减法,“补短板”是为经济做加法;从执行顺序上来看,“去产能”居首而“补短板”收尾的格局意味着中央执行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先做“减法”,后做“加法”。

  经过两年的改革,“减法”部分均取得了明显成果: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产能结构大幅优化、以地产为代表的下游需求部门库存显著去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上市公司毛利中税负支出占比在营改增等措施作用下持续下滑。“整体而言随着‘减法’部分的改革行至中后段,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或将更多向‘加法’部分即‘补短板’方面倾斜。”邵健说。

  邵健表示,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不平衡不充分”领域的描述,同时参考十三五规划中与“补短板”有直接关联的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补短板的重要领域:即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领域、民生领域、生态领域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等四个方向。其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望成为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工作的核心内容。

  资本市场向来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同时也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邵健认为,未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补短板有望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市场对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升级助力明显,未来资本市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制造业升级提供重要支持:
  (1)充分发挥股权融资作用,支持成熟制造业企业在主板上市,推进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在中小创和新三板上市;
  (2)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鼓励种子基金等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人等创业投资主体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创新型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
  (3)支持制造业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支持制造业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定向工具等直接融资工具;
  (4)支持制造业领域资产证券化,鼓励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大力推进高端技术装备、智能制造装备、节能及新能源装备等制造业融资租赁债权资产证券化,以更好服务企业技术升级改造。

  其次,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补短板的顺利推进和实施必将极大地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并带来总量和结构性的机会。一方面,补短板政策的不断出台有望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相关领域,产业升级发展理念的转变有望提升整体市场的投资热情;另一方面,这些代表不同先进制造业和产业升级方向、遍及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引入,将极大丰富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种类和质地,从而满足不同风格偏好的资金的投资需求;
  最后,产业升级必将带来巨大投资机会:建议重点关注符合制造业进口替代和技术升级两大方向的产业及龙头公司,同时积极关注半导体、新材料、下一代互联网与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生命技术、新能源、军工、以及消费升级等发展方向。

  王家春:过去十年全球牛市分三大阵营
  全球大部分股市上一个大顶形成于2007年10月。从2007年10月底到2017年10月底,刚好10年过去了。回首10年间的全球股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长期利率专家、原中国人保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家春表示,比较坚挺的股市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阵营:
  一是宏观基本面很糟,靠肆意印钞支撑起来的“奇葩”牛市,如委内瑞拉、阿根廷、土耳其等国;
  二是没有加入欧元体系、宏观基本面相对稳健的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挪威,其股市累计涨幅分别高达107%、55%、50%;
  三是“超低利率”和第四次科技革命“双轮驱动”的牛市,美国、德国和日本股市属于此类。

  王家春表示,各国股市强弱与宏观基本面好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某些央行印钞不受约束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宏观基本面很糟但股市很牛的“奇葩”局面。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来说,过去10年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由9%下降到3%以下,委内瑞拉则由8.8%下降到-18.6%;两国CPI的累计升幅分别高达136.5%和6864.5%;外汇储备分别下降了16.8%和70%,其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则分别高达461%和363%。但同期它们的股市分别录得大约11倍、17469倍的惊人涨幅。

  对于美股未来的趋势,王家春持看多观点。他表示,回顾1990年代“新经济泡沫”在2000年3月登上的那个大顶。那时,标普500指数的P/E为28.9倍,P/B为5倍,分别比今天高出33%和56%;而且,那时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为6%,比今天高出152%。在基本面角度,1990年代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蓬勃发展为代表的“新经济”,就其“革命”的深度与广度而言,未必比得上眼下这一轮如火如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因此,参考历史经验,从基本面、估值水平等层面观察,倾向于认为标普500指数的牛市远远没有走完。如果把特朗普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及其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盈利提升效应、特朗普扩张性财税政策对美国政府赤字与债务的负面影响以及因此而强化的美国政府“低利率需求”、特朗普更换联储主席后对联储货币政策取向影响力的提升等因素也考虑在内,那么美股长线上升潜力就更值得乐观。

  概括而言,前述过去10年间全球“三类牛市”并存的格局,未来仍将存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充当“领头羊”的国家,其股市在“科技革命”和“超低利率”两大因素的支撑下,牛市仍将续演,直至未来某时形成下一个泡沫大顶;由于债务体系已经严重“庞氏化”的国家非常之多,未来还有更多的国家在内外货币政策上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后尘,进而导致更多的“奇葩”牛市。

  管涛:本轮人民币升值并未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拖累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止跌回升,尤其是6月份以后加速升值,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拖累。然而,基于可获得的数据和事实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出口行业的影响主要不是国际竞争力的冲击,而是财务管理能力的挑战。

  “迄今为止,没有有力的证据显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便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也只是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发展趋势,很难讲是短期汇率升值所致。”管涛说。

  管涛表示,理论上讲,影响出口竞争力的是人民币兑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多边汇率(又称篮子货币、汇率指数或有效汇率)。今年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了基本稳定,主要是因为今年国际市场上美元指数(USDX)大幅回调,前9个月累计跌幅为9.1%。所以,今年兑美元升值的不仅仅是人民币,还有其他很多货币。

  不仅如此,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对外需敏感而对汇率不敏感,即国际经济形势好、外需强劲时,中国出口好,而中国出口不好时,通常是国际经济形势差、外需疲软的时候。

  因此,管涛认为,一方面,如果中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汇率升值的影响,也是前期人民币长期升值造成的趋势性影响,与短期汇率走势相关性较低;另一方面,三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速回落是在全球贸易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实当季中国出口的表现应该好于全球的平均水平;此外,不排除今年全年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反超上年,因为2016年全年较当年上半年就高出6.1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币升值对竞争力的冲击有限,而主要是对财务管理的冲击。

  “一些企业去年底出口时基于市场极度看空人民币,出口收付的美元通常不结汇,而是以美元外汇存款的形式持有。但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止跌回升,前三季度累计升了近5%,而出口利润率通常是3%-4%。显然,当时没有卖出美元的企业遭受了汇兑损失。”管涛说。

  管涛认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止跌回升改变了“8.11”汇改以来持续一年多年时间的单边下跌走势,重新进入双向波动时代,这又是一次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教训弥足珍贵。人民币汇率走向清洁浮动是大势所趋,企业应该逐渐培养和提高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能力,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专注主业,管理好货币敞口风险,不要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作。与此同时,政府在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同时,应该加快外汇市场培育,增加交易主体、放宽交易限制、丰富交易产品,给予国内企业正确的激励和约束,支持引导企业更为便利和高效地管理汇率风险。

  贾康:“守正出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改革攻坚克难瓶颈期、现代化关键的冲关期,在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合之下,着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的潜在威胁——也就是要面对制度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文生态结构等等方面的风险因素、不平衡的因素,及时、有效地来加以克服。

  “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即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动力体系再造。”贾康说。

  贾康进一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指对所有供给侧要素等量齐观,强调的是传统要素支撑力下滑过程中间,怎样使科技和制度这两个供给侧要素的巨大潜力得到发挥的问题,这是为支撑我们能够在“追赶-赶超”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展,所必须抓住主要的供给侧关键要素。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他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一个传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十条”改革举措,最核心、最浓缩的认识是提出了现代国家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坚持现代治理这一最浓缩的核心概念。

  “‘六十条’后面跟着反复强调的现代市场体系,十九大进一步扩展为整个经济体系概念,但基调仍然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体系,同时还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必然要进一步引到非常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应于供给侧掌握的新认识框架,即探讨怎么样‘守正出奇’。”贾康说。

  在他看来,“守正”是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遵循、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力量和市场规律,但“出奇”是说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以前探索市场经济的初步经验,而必须在创新开拓中寻求出奇制胜。“我们可以最简洁地强调‘有效市场’后面要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即政府怎么样施行理性的、成功的供给管理”。

  贾康表示,推进现代化必须强调理性供给管理,供给侧不应是一般泛泛而说的供给管理,传统体制下高度集中命令经济可归为一种非理性的供给管理,比如企业建个厕所这种细节问题都需要领导机关批。经济体系如讲内涵,要处理一系列结构、机制优化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怎么样更好处理结合互动的关系等。总之,谈论经济体系,如果以为是到经济为止,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是个系统工程,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怎样对接整个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和全面配套改革的问题。
□ .孙.璐.璐  .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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